摘 要: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国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存在着宪法､民法､经济法多重属性相互交错的情况,其重要原因在于消费者权利是从主体的角度去划分和定义的,这就导致了一个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极可能具有多种属性｡消费权是从客体的角度定义的具有完全经济法属性的权利,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补偿和发展权｡消费权的提出和研究有利于对消费者的经济法保护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升｡
关键词:消费者权利;经济法属性;消费权
一､消费者权利概述
对于权利,学界的主要学说有利益说､资格说､手段说､法力说等,其中以利益说为通说｡利益说认为,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据此,可以对消费者权利定义如下:消费者权利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依法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消费者权利作为消费者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国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在法律保障下,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有权依法要求生产､销售商品者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作出一定行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
一般认为,消费者权利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中首次提出了消费者权利法案｡该法案主张消费者享有四项权利: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消费咨询的权利,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和合法申诉的权利｡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提出消费者的索赔权,这使消费者权利的内容进一步得到了丰富｡1968年,韩国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法》赋予消费者七项权利｡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消费者准则》以示范法的形式规定了消费者的六项权利｡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提出了消费者享有八项权利｡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①在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立法关于消费者权利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确定了我国消费者享有的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接受教育权､人格尊严及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和监督权｡
二､消费者权利性质分析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章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除此以外,第35到第39条细化了消费者在各种情况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求偿权,第49 条特别规定了消费者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请求双倍求偿(即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在这诸多权利中,既包括宪法权利､民法权利､经济法权利,也包括具有交叉属性的权利｡下面逐一分析:
1.安全权,即该法第7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两方面的内容｡这里的人身安全一是指健康不受损害,二是指生命安全有保障｡这与民法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内容相对应｡财产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其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这里的“财产”,不仅仅指消费者购买､使用的商品本身的安全,还包括除该商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安全｡财产安全权是民法上的财产权在消费者这一特殊主体上的体现｡同时,安全权作为生存权的内容之一,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当然地享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安全权具有民事权利属性,是一项民事权利｡
2.知情权,即该法第8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有学者认为该项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因为“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消费者,义务主体为经营者, 两者皆为民法上的主体,因而这种权利必然具有私法之性质｡”此外,从合同法的角度,将知情权理解为民法上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消费合同中的演绎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认为,知情权为经济法上的权利,具有经济法属性｡这是因为,民法是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保护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给予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而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予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以侧重保护｡这种建立在非平等关系上的知情权正是通过对消费者群体的特别关注,来实现对消费过程中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护,这与经济法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因此,知情权具有经济法权利属性｡
3.自主选择权,即该法第9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从民法的角度,可以将自主选择权看做是自治原则在消费者保护法中的体现｡但是,我们同时应当看到的是,法律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是与对经济生活中垄断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否定相适应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7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同时,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种背景下的自主选择权,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消费者的对垄断行业､垄断行为以及强制搭售行为进行拒绝､抵制,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当然具有经济法权利的属性｡除此以外的一般消费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权,可以认为是一种民事权利｡
4.公平交易权,即该法第10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说,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亦即法律上所称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在整个市场活动中,消费者和经营者都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但是,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作为个体往往在经济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突出和强调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同时,突出和强调经营者提供公平交易条件的义务｡这是消法突破民法平等原则的又一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基于此,我们认为,消法中所确认的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基于经济法所获得的一种权利｡
5.求偿权,即该法第11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消费者求偿权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对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并以民事责任的方式规定了侵权人或者债务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质而言, 它具有补偿性,这主要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等价有偿原则,即在当事人所遭受的实际财产损失或者由于人身伤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得到充分完全的补偿后,侵权人或者债权人的民事责任即告承担完毕｡但是,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法律又特别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适用,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针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双倍赔偿｡除此一点之外,我们认为,一般性的､仅以补偿为目的的消费者求偿权,作为与具有民事权利属性的安全权相对应的救济性权利,具有民事权利的属性｡
6.结社权,即该法第12条:“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结社权的依据应当是我国《宪法》第 35条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这个角度上说,消费者的结社权是宪法权利在消费者领域的具体体现｡但是,与高度组织化和专门化的生产者､经营者相比,消费者的分散化､无组织化无疑对单个消费者自身利益的维护不利,消费者这一群体在与生产者､经营者的抗衡中处于劣势地位｡消费者结社权使得消费者以消费者组织为后盾来维护自身权利,有利于及时解决消费纠纷,减少争讼,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有学者从两个方面定义消费者建立组织的权利:“一是有权要求国家建立代表消费者利益的职能机构,以便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形成一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制衡力量和机制;二是有权建立自己的组织,使消费者可以通过‘自治’的组织和活动,维护自身在与生产经营者关系中的权益,并参与国家消费政策､法律的制定,以及对国家和生产者经营者的社会监督｡”无论是消费者要求国家建立相应职能机构即官方组织的权利,抑或是消费者自行建立民间性组织的权利,都是一种具有经济法属性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赋予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是国家之手在消费者领域作用的体现,使得消费者有权利结合起来,以一个团体的身份去抗衡生产经营者,其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护是直接而不是间接的｡同时,消费者结社权的这种经济法属性并不抹杀其生来具有的宪法色彩｡因此,我们认为,消费者结社权是一种具有宪法和经济法双重属性的权利｡
7.接受教育权,即该法第13条:“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接受教育权在我国《宪法》中也有体现,即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接受教育首先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同时,作为由知情权引申出来的一项权利,消费者的接受教育权也是一项经济法权利｡这是因为,消费者由于自身教育程度､所处环境的缺陷以及在信息占有方面难以避免的缺失,极易在交易中受到损害,而且在受到损害之后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消费者应当有权利获得消费知识和消费维权知识,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起消费教育的义务和责任,生产经营者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负担消费知识宣传教育的义务｡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社会､商家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整体上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转｡因此,消费者的接受教育权也是一种同时具有宪法性质和经济法性质的权利｡
8.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即该法第14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第101条中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人格权是基本人权的内容, 法律对其只能确认和保护,而不能赋予或剥夺｡人格权从本质上讲属于私权利｡宪法对人格权的捍卫和确认是表明一国根本法对待国民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其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同时,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在任何法律关系中,无论在双方地位是否平等,都应该得到实现｡所以,我们并不因消费者保护法对人格尊严的特别规定就认为其是一项经济法权利｡对于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应当是兼具宪法和经济法双重属性的权利｡
9.监督权,即该法第15条:“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消费者的监督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二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就前者而言,可以认为是《宪法》第41条即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监督权在消费者保护法中的体现,因而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就后者而言,这种监督权不同于宪法中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而是国家通过消费者保护法赋予原本应当平等的交易双方中弱势一方的维护己方利益的手段,是一种新的监督权｡该权利对于消费者其他权利的具体实现,对于形成消费者保护法运行的良性反馈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法权利｡消费者的监督权是一项兼具宪法和经济法属性的权利｡这种“兼具”以并列而非重合的形式存在｡
10.双倍求偿权,即该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项权利可以视为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求偿权的特别规定,是我国立法史上首次确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消费者基于该项制度有主张两方面赔偿的权利:一是要求赔偿自己实际损失的权利,二是要求实际损失以外的等同于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的赔偿金的权利｡我们认为前者是一种民事权利,是消费者基于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对自己实际受损利益请求恢复或者补偿的权利,这一点为学界广泛认同｡相反的,对于后者则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该项权利所主张的赔偿虽然突破了传统民法中赔偿制度 “补偿”的特性,但是“与补偿性赔偿相比,惩罚性赔偿更加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强调法律的惩罚属性,突出了民事责任对违法行为的预防功能,通过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义务实行行为人感受到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强烈否定,从而更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有悖公平原则,不利于弘扬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要求的除实际损失外一倍的赔偿金的权利……这种权利实现后,由受害者变成了受益者,这种权利的落实体现的不是民法公平的价值取向,而与之明显相冲突……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惩罚,却同时使消费者与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法律赋予消费者双倍求偿权是有其现实背景的｡经营者欺诈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欺诈不只是针对一个消费者,而是针对所有潜在的消费者,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同时,由于欺诈行为的分散性,行为人得逞的几率极高,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恐于费用､时间､精力的耗费,又少有对欺诈者主张权利,即使通过合法途径索赔了,这些无形支出也难以得到补偿｡消费者保护之困境,恰恰说明了仅以民法来保护消费者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确定消费者对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有主张双倍赔偿的权利,以惩罚性赔偿鼓励､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同时,对欺诈者施以严厉惩罚,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国家的引导和意旨,符合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同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侵害的不只是特定消费者的权利,还侵害了不特定的众多的消费者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群体的利益,由此侵害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三､消费权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中,安全权､求偿权､人格尊严权属于民事权利,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属于经济法权利,自主选择权､双倍求偿权具有民法和经济法的双重属性,结社权､接受教育权､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监督权具有宪法和经济法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诸项消费者权利存在着宪法､民法､经济法多重属性交错的情况,而且从整体上看,消费者权利更多表现出了经济法的属性｡有学者认为,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不存在所谓的经济法权利,对于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已经突破了民法平等原则界线的权利,他们从“现代民法”和“传统民法”的区别上来解释,认为“传统民法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保护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强调给予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现代民法从具体人格的区分保护出发,摒弃了抽象的形式上的平等,追求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建立在非平等关系上的知情权正是反映了这种现代法的精神……属于现代民法范畴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认为,无论从其立法背景､立法旨意还是法律的现行规定而言,消费者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利都不能仅从民法的角度来定性,更不能为了证明其民法属性而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设置种种突破和例外｡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时也承认,关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法律“在承认传统私法所确定的权利时,又强调公权利的介入,体现国家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和对私法调整结果的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近代民法基本原则及基本模式的束缚,以社会正义､实质正义为价值追求｡”“此一类立法的出现……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而这恰恰是经济法的表现和作用形式｡消费者权利的民法属性是这些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民法理论在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消费者保护法中处处捉襟见肘,这就要求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经济法权利理论,并且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构建消费者保护法的权利体系｡同时,我们认为,现有的消费者权利之所以具有宪法､民法､经济法等多重权利属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消费者权利是从主体的角度去划分和定义的,一个主体所享有的权利集合有可能不只具有一种属性,而是多种属性共同存在的｡因此,有必要从客体的角度定位消费者的权利,确定属于消费者的､尚未被人们理性把握的､具有完全经济法属性的权利,从而有利于对消费者的经济法保护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促进｡这种权利,我们认为应当用“消费权”予以表述｡
消费权的提出,是对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享有的权利从客体的角度所进行定位的结果｡消费权所关注的不是参与消费的消费者,而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即这种权利的取得不是基于消费者这一特殊主体的身份,而是基于主体消费的特定行为｡消费行为与人的劳动能力相关联｡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消耗劳动力,形成增量利益;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得收益,实现增量利益;又通过消费行为,一方面消费生产出来的增量利益,另一方面使得劳动能力得到补偿和发展｡由此可见,消费是推动社会增量利益形成和实现过程循环有序进行的重要一环｡消费行为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产生和实施的与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相关联的行为,是一种经济法行为,因此,基于这种行为而生的消费权就自然取得了经济法权利的属性｡消费权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补偿和发展权｡消费权因劳动能力而产生,劳动能力是消费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由于劳动能力补偿与发展的主体是“人”,消费权为“人”所享有,因此,消费权是一种经济法私权,是重要的经济法权利｡
消费权与消费者权利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定位角度不同｡消费者权利从主体角度即消费者定位,消费权的定位则着眼于客体即消费行为｡这是二者首要的和根本的不同｡第二,两者的性质不同｡这是由定位角度的不同而派生的｡消费者权利是多种性质的权利的混合体,而消费权是纯粹的经济法权利｡第三,权利内容不同｡消费者权利是安全权､知情权等具体权利的集合,而消费权应当从权能的角度去解释其内涵｡第四,作用方式及结果不同｡消费者权利在给消费者赋权的同时, 也给经营者施以义务,同时,国家也采用各种方式维护消费者权利,当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单个的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使得自身权益得到维护,损失得到赔偿｡而消费权的维护应当通过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来实现｡作为社会人的特定消费者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归根到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这与经济法上追求的利益属性是一致的｡
结语
对消费者权利属性的论证以及消费权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来讲,消费者保护法的部门法属性在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对消费者权利属性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国家之手对消费者这一特殊主体的倾斜性保护,这对于明确消费者保护法的经济法属性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消费权作为经济法领域的崭新概念,将推动对消费领域的经济法权利问题研究｡就实践而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利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消费者权利的行使仍然存在着现实障碍,很难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目前阶段,在对消费者权利属性有明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建议要加强对现行《消法》中各项消费者权利的维护,充分体现国家在经济法上对消费者的切实的倾向性保护, 尤其要重视并且加强第49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使国家能够借助这一典型经济法权利更加有力地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也有助于敦促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符合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要义,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提升,以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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